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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段时间，一部来自去年的性侵题材电影，引爆了社交媒体。它的名字叫《世界的主人》，在很多中国观众看来，是一部相当 " 先进 " 的电影。
我们可以粗略地称它为创伤 2.0 电影，一方面它属于创伤后叙事，聚焦的不是创伤事件发生的当下，而是事件发生之后。另一方面，它的叙事手法很克制，没有狂乱煽情，也没有剥削受害者的痛苦，展示了电影如何讲述故事和讲述什么故事一样重要。
有人夸这部电影 " 四两拨千斤 "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也是创作者充分考虑了观众的接受度和观影舒适度的结果。电影的受众并非受害者群体，而是我们这些所谓的 " 旁观者 "，我们通过这部电影完成了一些初级的自我教育。
今天的文章，将以《世界的主人》为出发点，结合其他影视作品和受害者自述文本，来进行延展。我们回到 " 旁观者 " 的视角，聊一聊我们的社会对受害者的微妙态度，以及长期缺失的一门功课：如何面对自己的脆弱，如何与痛苦相处。
01. 谁说 " 受害者就该有受害者的样子 "？
先来看看受害者在这个世界处在什么样的位置。我们可能不觉得他们会是我们身边的人，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。
我们更多是通过媒体和舆论认识他们的，这其实在心理上已经隔出了一段安全的距离，一段可以表示同情也不会感到威胁的距离。同情是不需要成本的，甚至不需要去付出一丁点理解的成本。
而在媒体和舆论里，受害者不但面目模糊，还没有主观能动性。他们出现在被动的句子里，是伤害的承受者，处在很低的位置上，看起来凄凄惨惨戚戚。
撇开在事实层面没办法确认施害者的情况，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惯性。语言惯性影响思考方式，不仅会造成大众对加害者与受害者不对称的关注和审视，还会遮蔽事件背后的结构性暴力。
特别是现在的视觉时代，受害者的影像呈现常常失之偏颇，很容易在平台推荐算法的加成下，滑向情感消费的一端。对受害者痛苦的特写和放大依然占据主流，充满了感官刺激，诚如哥伦比亚电影人所提出的 " 苦难色情 "（Pornomiseria）概念。
在这些影像中，对苦难的凝视近似于色情化的迷恋，目的是制造情感景观供观众宣泄，还让观众在这种宣泄中获得了虚假的伦理满足，不用真的去关心这些受害者的处境，反思现实问题产生的根源的和解决路径。
《第二十条》
也许受害者是可见范围里最常被客体化的群体，" 受害者就该有受害者的样子 " 是最常见的规训句式。我们从小到大听过 " 学生就该有学生的样子 "，" 女孩该有女孩的样子 "，" 男孩该有男孩的样子 "，但在受害者这里，同情和规训可以一体两面，同情甚至让规训有了道德合法性。
我们多多少少都把对受害者的规训内化而不自知。很多时候，这种规训表现为对他们非常刻板的标签化的认知，比如受害者就会是很惨的样子。这也是电影《世界的主人》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的原因之一，它呈现了受害者不仅不惨反而积极阳光的面向。
电影也使用了很多功能道具，去打破我们产生固定认知的可能。苹果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具，主角珠仁讨厌苹果，但电影主创没打算给她的讨厌进行归因。
我们知道，跟创伤情境相关的事物，可能会触发受害者的创伤记忆。日本记者伊藤诗织，因为在遭遇性侵的早晨看到了开得特别灿烂的樱花，好多年都不敢看樱花。苹果是比樱花更日常的存在，很难回避掉。如果它真的跟珠仁的创伤有关，可以想象她在生活中有多辛苦。
但是《世界的主人》没有归因，珠仁讨厌苹果，可以因为苹果触发了她的创伤记忆，也可以只是单纯地讨厌苹果。当然，这两方面原因都有，也不是不可以。
我们好像很难想象，受害者是活在日常生活里的人。他们不是只有创伤，也不应该被创伤定义。
伊藤诗织拍摄的纪录片《黑箱日记》和散文集《裸泳》记录了她的创伤复原历程，其间有几个对她来说很重要的大事件，包括她对性侵者山口敬之的民事诉讼，《黑箱：日本之耻》充满波折的出版，还有她对一些网络诽谤的诉讼。
但在这些要打的仗与仗之间，也有诗织的无辣不欢。有一次她和朋友吃午餐，因为有六天都没有好好吃饭，就疯狂往拉面里加醋和辣椒，想要提振胃口和精神，结果被呛到咳嗽。
她跟朋友开玩笑：" 感觉天灵盖被打通了……头顶长出犄角。" 朋友回她说，" 看来对现在的你来说，这种程度的攻击性还应付得来。" 就这样一边吸溜拉面，一边默念 " 看我不把你们这些家伙统统干光！"
那段时间，诗织经常在需要好好应对的正式场合前，吃碗火辣辣的地狱拉面。白衬衫沾上红点也不会去在意，反而能让她感到放心。
这都是诗织日常性格的体现，她本身就有直率反叛这一面。就像她被批评记者会着装的反应，没系衬衫最上面的一粒扣子算什么，早知道就换一件超华丽的礼服或者直接穿泳装上场了。
悖反的是，我们一方面没办法把受害者想象成活在日常生活里的人，另一方面又会用日常的理性逻辑，去要求他们在创伤发生的那个特殊的当下，做出所谓正确的反应，否则就是软弱、无能、不争气。
比如，你当时为什么呆住了？为什么不愤怒？为什么不激烈反抗？你为什么说不清事情发生的经过？记忆是不是出错了？
而媒体和司法质询，会用这些问题来质疑受害者的真实遭遇，质疑他们的维权是否正当。英国话剧《初步举证》就呈现了性侵受害者诉诸正义有多艰难，哪怕受害者本身就是辩护律师，也无法用法律武器守护自己的尊严。
这确实也是社会层面对受害者的一种广泛的误解。现代神经科学已经证明，人类在面临性侵等极端威胁时，可能会出现僵直不动、失语、记忆碎片化等生理反应，这是刻在人类进化基因里的保命程序。
也就是说，受害者看起来被动的反应，恰恰是他们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证明。但显然，这种生命体验没有变成世人的公理，也没有被及时更新进很多国家的法律和司法体系。用主人的工具拆不掉主人的房子，归根结底，受害者没有被默认为世界的主人。
电影《世界的主人》的立意，就在于提醒观众看见受害者的主体性。但与此同时，也让人担心会导向另一种固定的认知，比如相信只要受害者继续笃定地往前走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这部电影的结局是那么光明浪漫，主角珠仁接收到了母亲对她的关怀与心疼，弟弟对她的爱意与保护，决定把爱当作自己的志愿，还激励了和她一样遭遇但不敢发声的同类。
《世界的主人》
它对观众是很大的宽慰，但创伤及其复原过程是非常复杂的，电影所能呈现的部分以及对珠仁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剖析有限，主体性也不只有外界所能欣赏的昂扬之态。
只是简单来说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几个阶段。在初期，受害者会出现过度警觉和一些身体反应，引发创伤症状。如果集中全力治疗，这些症状是可以逐渐消除的。但在这个阶段，受害者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，不一定能意识到创伤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这个接受过程也需要时间。
而在认识到这点后，会迎来较为漫长的情感波动期，以为自己该好了却时不时感到痛苦与无力，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。安然穿过了这段难捱的时期，受害者也许可以享受日常生活，但也需要接受未来某一天痛苦的突然造访。
具体情况当然因人而异，能不能接收到有效的社会支持也有很大的影响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人是动态变化的，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疗愈方案。中间一定有许多反反复复迂回曲折的过程，也一定有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复杂人性闪现。
英剧《驯鹿宝贝》就很敏锐地发现了一些受害者身上的自我憎恶。这种情感既伤害自己，也伤害爱自己的人，但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。剧中主角唐尼有很多让人费解的行为，比如他在被下药性侵后又主动回头找了加害者，而不是和自己的恋人建立亲密关系。
对他来说，自我憎恶比幸福更熟悉，更能获得掌控感。他已经习惯了在特殊的应激状态下生存，而不是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 " 活着 "。另一方面，他会希望通过再度和加害者相处，全身而退一次，来让自己感觉好受一点。
我们喜欢在网上说 " 世界的参差 "，但真正接受 " 世界的参差 " 的人没有多少个。起码在受害者这里，我们可以提升一点包容的阈值，不要再说 " 受害者就该有受害者的样子 "，也不要只接受他们体面的样子而避开幽暗的样子。人类都有什么样子，受害者就可能是什么样子。
02. 看起来最痛的真相，是最健康的应援
仅仅打破对受害者的刻板认知肯定是不够的，放受害者自己舔舐伤口消化痛苦也是一种常态化的不公平。
《创伤与复原》这本书，有引用作家伍尔夫的一句话：" 公共领域中的专制暴政和屈从奴化，也就是私人领域中的专制暴政和屈从奴化。"
我们很多人都没意识到，心理创伤既属于私人领域，也属于公共领域，更属于政治领域。就像自杀，看似是个人选择，实则是社会他杀。苦难是共通的，需要共同行动。
但在很多受害者自述文本和心理创伤研究中，都提到了 " 社会往往是受害者的另一重压力源 "。这背后在于整个社会对创伤事件及其受害者的态度，原因不一定出于恶意，而是害怕。
这种害怕就像《世界的主人》里，刚知道珠仁遭受过性侵的同学们的窃窃私语，一个说 " 最近我跟珠仁相处有点别扭，觉得有点负担 "，另一个说 " 我也觉得不知道的时候更自在 "。
我们习惯了把受害者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，而一旦他们真的像异常值一样地发生在我们身边，反而不知道要如何面对他们，宁愿永远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，唯恐避之而不及。
如果说《世界的主人》里的同学们都还是小孩，那我们这些大人算怎么回事呢？韩国梨泰院踩踏事故幸存者金初珑，就发表过感慨说，韩国社会缺少真正的大人。
《世界的主人》
初珑在事件发生后进行了积极的心理治疗和自我修复，但社会面的反应让她沮丧。从头到尾不仅没有人站出来，为这个自 " 世越号 " 沉船事故以来韩国最严重的灾难道歉，反而指责当天去梨泰院的人贪玩，所以才丧命。
这种论调听来很熟悉，我们的社会也经历了很多集体性的创伤事件，但社会面根本就没有形成有效的讨论。我们没有过真正的哀悼，不敢直面社会疮疤下的真相，进行制度性的反思与行动，甚至连有效的灾难报道都越来越少看到。
初珑把这些指责归纳为 " 社会层面的虐待 "，她说：
" 韩国社会习惯通过社会层面的虐待来解决问题，将问题归咎于个人或他人，并不断缩小问题的范围……解决问题是艰难且复杂的过程，而仇恨却简单得多——只需要骂人，将某些人或群体妖魔化就能结束。是时候用更健康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了。"
其实不要说大的社会面了，我们身边的小社会——家庭和亲密关系，也在害怕受害者。初珑从梨泰院脱险后，出现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，但她跟很多东亚小孩一样，遇事不会跟父母说，更不会向他们寻求帮助。她知道父母没有办法健康地谈论和理解灾难，之前她的妈妈看到 " 世越号 " 新闻的时候就说过，别再播了，受不了了。
还有伊藤诗织，她选择成为日本第一个公开实名露面的性侵受害者，遭受了更猛烈的社会攻击。因为性侵者山口敬之和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关系密切，日本社会还有种阴谋论，说诗织是出于政治目的仙人跳。
就连她当时的男友都相信了这个阴谋论，在和诗织同居前的时间当口，兜了几圈子的废话才问说 " 诗织有没有编造过自己的性侵受害经历？"